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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法官解釋  最高法院民事判例  最高法院刑事判例  最高行政法院判例  地政法令  財稅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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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單位:
司法院
解釋字號:
釋 字第 638 號
解釋日期:
民國 97 年 03 月 07 日
資料來源:
司法院
相關法條:
中華民國憲法 第 23 條  ( 36.12.25 ) 
民法 第 187、188 條  ( 97.01.09 ) 
中華民國刑法 第 28、201、271 條  ( 97.01.02 ) 
懲治走私條例 第 7 條  ( 95.05.30 ) 
海關緝私條例 第 37、41 條  ( 96.03.21 ) 
證券交易法 第 26、178 條  ( 95.05.30 ) 
私立學校法 第 80 條  ( 97.01.16 ) 
醫療法 第 34、35、40、113 條  ( 94.02.05 ) 
廢棄物清理法 第 9、37、56 條  ( 95.05.30 ) 
行政罰法 第 1、10、14、15 條  ( 94.02.05 ) 
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 第 2、4、5 條  ( 78.04.25 ) 
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 第 2、4、5、8 條  ( 86.05.13 ) 
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一項取得股份申報事項要點 第 3 條  ( 84.09.05 ) 
解  釋  文: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五月十三日修正發布之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
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第八條:「全體董事或監察人未依第四條及第五
條規定期限補足第二條所定持股成數時,依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八條第
一項第四款規定處罰全體董事或監察人(第一項)。董事或監察人以法人
身份當選者,處罰該法人負責人;以法人代表人身份當選者,處罰該代表
人(第二項)。」其第一項及第二項後段規定,乃就違反主管機關依證券
交易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所定之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
核實施規則,而應依八十九年七月十九日修正公布之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
十八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處罰時之處罰對象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人為多
數時之歸責方式所為之規定,涉及人民權利之限制,並無法律依據或法律
具體明確之授權,與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法律保留原則尚有未符,應於
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六個月內失其效力。
 
理 由 書:    對於人民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裁罰,涉及人民權利之限制,其處罰之
          構成要件、法律效果,應以法律定之;以命令為之者,應有法律明確授權
          ,始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法律保留原則之意旨,本院釋字第三九四號、第
          四○二號、第六一九號解釋足資參照。行政罰之處罰,以違反行政法上義
          務為前提,而實施處罰構成要件行為之義務主體,自屬依法處罰之對象。
          立法者並非不得就他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課特定人防止之義務,
          並因其違反此一防止義務而使其成為行政處罰之對象。是行政處罰之處罰
          對象規定,亦涉及人民權利之限制,為符合法治國家處罰法定與處罰明確
          性之要求,除有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為依據外,不得逕以
          行政命令訂之。又如違反同一行政法上義務者有多數人時,其歸責方式,
          以按其行為情節之輕重分別處罰為原則(行政罰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參
          照),若就其是否應負各平均分擔責任等歸責方式,有為不同於上開原則
          規定之必要者,涉及人民權利限制之程度,亦應另以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
          授權之法規命令為特別規定,始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法律保留原則。至
          各該法律或法規命令之內容,均應符合比例原則,自不待言。
              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規定:「凡依本法公開募集及發行有價證券之
          公司,其全體董事及監察人二者所持有記名股票之股份總額,各不得少於
          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一定之成數(第一項)。前項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
          及查核實施規則,由主管機關以命令定之(第二項)。」上開證券交易法
          第一百七十八條第一項第四款並規定,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二十六條第二項
          所定之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之規定者,處
          新臺幣十二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同條第二項復規定,主管機關除
          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裁處罰鍰外,並應責令限期辦理;逾期仍不辦理者,
          得繼續限期令其辦理,並按次連續各處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一百二十萬
          元以下罰鍰,至辦理為止。
              主管機關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之授權,數度修正發布
          「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以下簡稱實施
          規則)。七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修正發布之實施規則第二條規定,公開發
          行公司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所持有記名股票之股份總額,各不得少於公司已
          發行股份總額之一定成數;七十八年一月十日修正發布之實施規則第四條
          規定,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選舉之全體董事或監察人,選任當時所持有記
          名股票之股份總額不足第二條所定成數時,應由全體董事或監察人於就任
          後一個月內補足之。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公開發行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
          在任期中轉讓股份或部分解任,致全體董事或監察人持有股份總額低於第
          二條所定之成數時,全體董事或監察人應於一個月內補足之。第五條第二
          項規定,若全體董事或監察人持有股份總額有低於第二條所定成數者,公
          司應即通知全體董事或監察人依前項所訂期限補足。是公開發行公司全體
          董事或監察人經合法通知,而未依上開實施規則第四條或第五條規定期限
          補足第二條所定持股成數時,因其違反補足義務,自應依上開證券交易法
          第一百七十八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處罰。
              八十六年五月十三日修正發布之實施規則第八條規定:「全體董事或
          監察人未依第四條及第五條規定期限補足第二條所定持股成數時,依證券
          交易法第一百七十八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處罰全體董事或監察人(第一項
          )。董事或監察人以法人身份當選者,處罰該法人負責人;以法人代表人
          身份當選者,處罰該代表人(第二項)。」第一項所謂「處罰全體董事或
          監察人」,除以全體董事或監察人為違反同一行政法上義務者外,並明定
          為「處罰全體」,則係就違反同一行政法上義務者為多數人時之歸責方式
          ,為特別規定;第二項後段規定「處罰該代表人」,係就違反行政法上義
          務之人為法人者,逕以行政命令訂定應以代表該法人當選董事或監察人之
          人為處罰對象。惟查前開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授權主管機關
          訂定法規命令之範圍,僅及於「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
          ,並未就處罰對象、多數人共同違反義務時之歸責方式,授權主管機關為
          特別之規定,上開實施規則第八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後段規定,顯然逾越證
          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授權之範圍。另查上開證券交易法第一百
          七十八條第一項第四款僅規定人民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態樣及其法律
          效果,既未就歸責方式或處罰對象為特別規定,亦未授權主管機關為補充
          之規定。綜此以觀,上開實施規則第八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後段規定,係就
          公開發行公司全體董事或監察人持有股權成數,違反主管機關依證券交易
          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所定之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
          施規則之規定,而應依前述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八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
          處罰時之歸責方式及處罰對象所為之規定,並無法律依據或法律之明確授
          權,與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法律保留原則尚有未符,應於本解釋公布之
          日起六個月內失其效力。
              至於補足股份成數,係屬行政法上之義務,不具裁罰性,與罰鍰為行
          政制裁之性質不同,相關法令如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人受處罰後,仍
          不能免除其義務之履行,尚不生違反一事不二罰原則問題。又依證券交易
          法公開募集及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其全體董事或監察人未依法定期限補
          足法定持股成數時,究應使個別董事或監察人負個別責任、各平均分擔責
          任或其他歸責方式?董事或監察人以法人代表人身分當選者,如何就其所
          負行政法上義務之不同,明定究應以該法人或該法人之代表人為處罰對象
          ?均應衡酌證券交易法之立法目的,於合理且必要之範圍內,以法律或法
          律明確授權之命令詳為訂定,自不待言。另應否以法律強制公開發行公司
          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一定成數之記名股票,宜視證
          券市場發展情形,基於發展國民經濟及有效保障投資之目的等,隨時檢討
          改進,均併予指明。
                                            大法官會議主席  大法官  賴英照
                                                            大法官  謝在全
                                                                    徐璧湖
                                                                    彭鳳至
                                                                    林子儀
                                                                    許宗力
                                                                    許玉秀
                                                                    林錫堯
                                                                    池啟明
                                                                    李震山
                                                                    蔡清遊

協同意見書                                                  大法官  彭鳳至
    本席贊同本件解釋之結論,即 1、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五月十三日修正發布之公開
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第八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後段規定違憲
,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六個月內失其效力; 2、行政罰之處罰,以違反行政法上義
務為前提,不得要求人民在自己沒有違反義務時,為他人的過錯行為負擔責任; 3、
因法律授權訂定之法規違憲,故警告其相關法律應配合檢討修正而不作實質審查,以
符釋憲先例; 4、法律授權訂定之法規既因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而違憲,即不就其內容
為實質審查。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人為多數時之歸責方式,如有法律命其負連帶責
任者是否合憲或違憲問題,不在本號解釋範圍內,本號解釋就此一問題亦未作任何明
示或暗示等,均敬表同意,但就本件解釋之理由,尚有補充意見,爰提出協同意見書
。
一、處罰性法規違憲審查之憲法基礎
        憲法就處罰性法規之合憲要件,未設特別規定(註一)。司法院大法官針對
    刑罰或行政處罰法規所進行的法規違憲審查,絕大部分從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
    、防衛公權力恣意侵害的功能出發,而以憲法第二十三條所規定的法律保留原則
    與比例原則為基礎。可是近年來,大法官顯然藉助若干憲法第二十三條以外的憲
    法原則,如法治國原則對法律明確性之要求、罪刑法定原則中之構成要件明確性
    原則、刑罰明確性原則等(釋字第五九四號、第五二二號解釋參照),以作為審
    查個案處罰性法規是否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理由。這樣的審查方式,是否意謂
    完全以憲法第二十三條所規定的法律保留原則與比例原則作為處罰性法規違憲審
    查之憲法基礎有所不足?如何不足?
        本件解釋,在大法官就行政處罰法規是否符合法律保留原則的一貫審查標準
    之外,又增加了「處罰對象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人為多數時之歸責方式」,亦
    應以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命令定之,理由則還是因其涉及人民權利之限制
    ,故不免要問,這麼多涉及人民權利之限制的立法,大法官用什麼標準決定何種
    情形應用法律保留什麼,否則違憲?
(一)以法律保留原則作為「涉及人民權利之限制」的法規,其形式上是否違憲之唯
      一憲法基礎之過當與不足
     1、大法官釋憲實務
            法治國家法律保留原則的理論基礎、適用範圍與標準,容有爭議(註二
        ),可是通說認為「涉及人民權利之限制」事項,應有法律保留原則的適用
        。尤其我國憲法第二十三條特別規定,人民受憲法保障之基本權利,除有特
        定必要情形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已就人民基本權利限制事項,應適
        用法律保留原則,定有明文。
            現代法治國家立法「涉及人民權利之限制」事項者,甚為多樣化,有依
        法律設定人民義務者,有限制人民權利者,甚至有因人民違反行政法上義務
        而加以處罰者。然而依大法官釋憲實務觀之,其應適用法律保留原則之理由
        ,並無明顯差異,譬如: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九月五日訂頒之「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一項
        取得股份申報事項要點」第三條第二款規定及第四條相關部分,增加母法所
        未規範之申報義務,涉及憲法所保障之資訊自主權與財產權之限制,違反憲
        法第二十三條之法律保留原則(釋字第五八六號解釋參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七十七年四月十四日台七七勞保二字第六五三○號函
        等,對於受益人請領死亡保險給付之權利,增加勞工保險條例所無之限制,
        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法律保留原則有違(釋字第六○九號解釋參照);
            而大法官關於行政處罰是否符合法律保留原則之一貫審查標準略為:
            對於人民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處以裁罰性之行政處分,涉及人民權
        利之限制,其處罰之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應由法律定之,以命令為之者,
        應有法律明確授權,始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法律保留原則之意旨(釋字第六
        一九號解釋參照)。
            此一適用法律保留原則不區分限制之性質的情形,可以用釋字第五一四
        號解釋為例:
            人民營業之自由為憲法上工作權及財產權所保障。有關營業許可之條件
        (按:權利之限制),營業應遵守之義務(按:義務之設定)及違反義務應
        受之制裁(按:行政處罰),依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均應以法律定之,其
        內容更須符合該條規定之要件。若其限制,於性質上得由法律授權以命令補
        充規定時,授權之目的、內容及範圍應具體明確,始得據以發布命令,迭經
        本院解釋在案。
     2、以法律保留原則作為「涉及人民權利之限制」的法規,其形式上是否違憲之
        唯一憲法基礎之過當
            如果不區分限制的性質,而以「涉及人民權利之限制」作為適用憲法上
        法律保留原則之唯一理由,則很難解釋同屬「涉及人民權利之限制」之立法
        ,為何大法官要求行政處罰法規之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應由法律定之,而
        其他限制法規則否(註三);反之,如果行政處罰法規之構成要件及法律效
        果應由法律定之的憲法上理由,只是因為「涉及人民權利之限制」,則同屬
        「涉及人民權利之限制」的其他法規,都應適用相同憲法上要求。如果真的
        在「同一適用理由」的推論下,將大法官針對行政處罰是否符合法律保留原
        則所建立的審查標準,誤用於一般干涉行政立法的違憲審查,而事實上基於
        重大公益考量而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者,並非對任何個人單一行為之處罰,
        是故相關法規原則上並無行為態樣之明確規定,亦不適用責任原則(註四)
        ,如此可能大部分法律都將違憲,未免失之過嚴而有違反憲法上權力分立原
        則之虞。
     3、以法律保留原則作為「涉及人民權利之限制」的法規,其形式上是否違憲之
        唯一憲法基礎之不足
            大法官就行政處罰是否符合法律保留原則,雖已增加一般干涉行政立法
        所無之憲法上要求,然從本案審查可以得知,如果僅以處罰之構成要件及法
        律效果應由法律定之,難免誤導法律之適用者,尤其行政機關,以行政命令
        自行訂定相關之責任規定,使法治國家處罰法定與處罰明確的要求,流於空
        談,而失之不足。然而作為本件增加「處罰對象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人為
        多數時之歸責方式」,亦應以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命令規定的真實考
        量基礎,即促使處罰法定與處罰明確,其內涵為何?如果處罰性法規通過了
        處罰法定與處罰明確的審查,是否還有適用法律保留原則審查的餘地?二者
        的關係如何?
(二)處罰法定原則與憲法上一般法律保留原則之關係
          司法院釋字第五二五號解釋理由書揭示「法治國為憲法基本原則之一」以
      後,我國釋憲實務大量繼受德國基本法第二十條第三項所導出的法治國原則(
      註五)。法治國原則之內涵經大法官以解釋加以具體化者,略如:法安定性原
      則及信賴保護原則(釋字第五八九號、第五七四號、第五九二號、第六二九號
      解釋參照),權力分立原則(釋字第五七五號解釋參照),法律明確性原則(
      釋字第五七七號、第五九四號、第六○二號、第六三六號解釋參照),法律保
      留原則(釋字第六一四號解釋參照)等,與德國學說及實務上針對該國基本法
      上法治國原則所衍生的各項子原則(註六),大致相符。
          至於依德國憲法理論與實務見解,作為該國憲法上法治國原則中法律保留
      原則與法律明確性原則特別規定的,該國基本法第一○三條第二項規定的處罰
      法定原則,似由大法官以「罪刑法定原則」加以援用而未詳加論述(釋字第五
      九四號、第五二二號解釋參照)。
     1、德國基本法第一○三條第二項規定處罰法定原則之內涵
            德國基本法第一○三條第二項前段規定:「行為(Tat) (註七)之處
        罰,以法律就其可罰性(Strafbarkeit)有明文規定者為限」,是為德國基
        本法上的處罰法定原則(註八)。處罰法定原則適用於一切國家對人民之處
        罰行為,包括刑罰與秩序罰(註九)。所謂「處罰」,依德國學者及聯邦憲
        法法院一貫見解,係指「針對有責行為所為譴責性的高權反應」(
        miβbilligende hoheitliche Reaktion auf ein schuldhaftes Verhalten
        )。至於現代國家在環保、資訊、社會福利領域,採取大量的行政干預,其
        對人民權利限制的強度與持久性不亞於處罰,但並非以處罰人民為目的,故
        僅適用一般自由與基本權利保障規定,不適用處罰法定原則(註十)。
            處罰法定原則的主要內涵,為嚴格的法律(國會)保留(
        Gesetzlichkeit)與法律的明確性(Bestimmheit )。基於此一規範內涵的
        要求,所以一切有關行為之可處罰性的前提要件(
        Strafbarkeitsvoraussetzungen),均應以法律明定之,不僅包括處罰之行
        為態樣、法律效果、也包括所有相關違法性、責任之規定,進一步有關處罰
        條件與免罰事由,均應以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命令定之(註十一)。
        相關規定形式上雖然無須與處罰之構成要件、法律效果定於同一法條,可是
        必須完全由立法者預先決定,而可普遍適用於相關法律,且為人民所得預見
        。
            由於處罰以責任為前提,而責任是個人對自己負責的表現,處罰乃是對
        個人人格直接而具有價值判斷的攻擊。因此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認為,該國基
        本法第一○三條第二項前段規定的處罰法定原則,根源於該國基本法第一條
        第一項規定的人性尊嚴不可侵犯與同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的人格自由發展權
        (註十二)。基於德國基本法第一條第一項與第二條第一項的責任原則,使
        處罰構成要件與法律效果,基於正義的考量而處於適當的關係,鑑於其在國
        家處罰權範圍內的重要性,因此是具有憲法位階的規範。由於其追求個案實
        質正義的本質,因此與形式的法明確性要求,難免發生衝突,不過這只能視
        為法治國家同時追求實質正義與法安定性的衝突的一部分。
     2、處罰法定原則與憲法上一般法律保留原則之關係
            處罰法定原則除包括法律保留原則之要求外,尚包括法明確性之要求,
        以及應以法律保留事項之實質內容(一切有關行為之可處罰性的前提要件)
        等規範內涵,已如前述。其規範內涵並非完全得由要求法律形式之法律保留
        原則所得涵蓋,因此難謂處罰法定原則為憲法上一般法律保留原則之下位規
        範。又處罰法定原則僅適用於國家對人民為處罰行為之相關規範,適用範圍
        特定,亦難以衍生出廣泛涉及法治國家行政、立法兩權關係問題(註十三)
        的一般法律保留原則。因此處罰法定原則,亦非憲法上一般法律保留原則之
        上位規範(註十四)。
            處罰法定原則乃整合了法治國家一般法律保留原則與法明確性原則而形
        成獨立的憲法原則,為法治國家原則衍生的多項子原則之一,與法律保留原
        則同屬憲法位階之法律原則,而為其特別法(註十五)。處罰性法規如果通
        過了處罰法定原則的審查,自無再適用一般法律保留原則審查的餘地。
(三)以法治國家處罰法定原則與比例原則作為處罰性法規違憲審查之憲法基礎
     1、法律保留原則之層級式審查?
            大法官就法治國家授權明確性原則與比例原則之審查,皆採用所謂層級
        式審查標準(註十六)。然而所謂「層級式審查標準」是在同一憲法原則下
        ,以寬嚴不同的審查密度進行違憲審查。大法官就行政處罰是否符合法律保
        留原則所建立的標準,就行政處罰法規之違憲審查而言有所不足,可是在「
        涉及人民權利之限制」的理由下,要再為行政處罰擴張法律保留事項的範圍
        ,其理由為何?恐怕已經不是法律保留原則的規範內涵所能負荷的回答,因
        此也不是大法官就法律保留原則採取從寬或從嚴之層級式審查標準所能解決
        的問題,而是必須針對不同性質的人民權利限制,尋求適當的憲法規範,作
        為違憲審查程序中較為完整的憲法基礎。
     2、以法治國家處罰法定原則與比例原則作為處罰性法規違憲審查之憲法基礎
            法律保留原則雖然可以消極的宣告「涉及人民權利限制」的法規,因為
        不具備法律或法律授權的形式而違憲,但是沒有積極的規範內涵,可以導出
        受審查法規「應」具備何種內容,以致大法官常陷於個案自問自答的窘境,
        並用為該案所提出的標準,宣告受審查的法規違憲,實在有失法治國家司法
        行為的預見可能性。為彌補此一不足,似可參考援用包含法治國家一般法律
        保留原則與法明確性原則之形式意義,又具有應以法律保留事項實質內涵的
        處罰法定原則,併用法治國家比例原則,作為處罰性法規違憲審查之適當的
        憲法法理基礎。
            如以處罰法定原則,作為處罰性法規違憲審查之憲法法理基礎,則憲法
        第二十三條規定,似可不必過度負荷性質完全不同之處罰性法規與一般限制
        人民自由權利之法規違憲審查之功能,而顯得顧此失彼。
            至於處罰法定原則雖包含應以法律保留事項之實質內涵,惟其內容是否
        適當,仍應依法治國家一般比例原則審查,自不待言。
二、本件依處罰法定原則審查之結論
        處罰法定原則為法治國家基本原則,有關行為可處罰性之前提要件,包括處
    罰之行為態樣、法律效果、違法性以及責任、處罰條件與免罰事由等規定,均應
    以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命令定之,以符合人性尊嚴不可侵犯與人格自由發
    展應受保障之憲法根本原則。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五月十三日修正發布之公開發行
    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第八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後段規定,就
    處罰對象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人為多數時之歸責方式所為之規定,涉及行為可
    處罰性之前提要件,並無法律依據或法律具體明確之授權,與法治國家之處罰法
    定原則尚有未符,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六個月內失其效力。
註一:德國基本法第 103  條第 2  項前段規定:「行為之處罰,以法律就其可罰性
      有明文規定者為限」,是為德國基本法上的處罰法定原則,亦為該國有關刑罰
      、秩序罰等處罰性規範是否合憲之審查基礎特別規定。
註二:參閱許宗力,〈論法律保留原則〉,載於氏著《法與國家權力(一)》,2006
      年 8  月初版二刷,頁 117-214。
註三:行政處罰類似刑罰,行政處罰以外之不利益行政處分,則為行政管制措施,二
      者本質不同,適用不同之法律指導原則。行政處罰以外之不利益行政處分,屬
      傳統行政法領域,必須適用比例原則、利益衡量原則、合目的性原則;行政罰
      則適用便宜原則、並以構成要件該當、違法性、有責性為處罰之基礎(進一步
      而有正當防衛、緊急避難等阻卻違法或阻卻責任事由之適用),參閱林麗瑩,
      〈論行政秩序罰之處罰種類〉,載《行政不法行為制裁規定之研究》,行政院
      經建會經社法規研究報告,1990  年 5  月,頁 112、113 。
註四:參閱林麗瑩,前揭文,頁 100-108。
註五:參閱陳愛娥,〈法治國原則的開放性及其意義核心—從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與我
      國大法官的實務來觀察〉,第三屆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學術研討會論文,中
      研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主辦,2001  年 3  月 23、24 日;同作者,〈
      法治國原則的開放性及其意義核心—法治國內涵的矛盾與其解決的嘗試〉,載
      於《當代基礎法學理論:林文雄教授祝壽論文集》,2001  年 11 月,頁 169
      -204。
註六:德國學者雖然為「法治國」為開放性概念,且有形式法治國與實質法治國之爭
      ,但仍可歸納該國憲法上法治國原則的基本要素為:憲法國家、權力分立、基
      本權利保護、形式意義的制訂法、司法與行政的合法性、國家行為的可預測性
      、司法救濟、處罰法定(nulla poena sine lege) 等,參閱 Herzog in:
      Maunz-Durig, GG, Ⅱ, 1990, Art.20, Rn.22-29.
註七:德國學者認為本條規定「行為」之用語為「Tat 」,乃獨立之概念,並不以刑
      法學上之「行為」(Hnadlung)為前提,立法者在尊重其他憲法原則之前提下
      ,並非不得就「無行為之狀態」(Handlungsleeren Zustand ),譬如違法持
      有危險物品,認為具有可罰性,參閱 Georg Nolte, in: v. Mangoldt/Klein/
      starck, GG III, 2001, Art.103 Abs.2 Rn.113.
註八:處罰法定原則不僅適用於刑事處罰,在此未譯為「罪刑法定主義」或「罪刑法
      定原則」,以免誤會。
註九:此為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及學者之一貫見解,參閱 Schmidt-Aβmann in: Maunz
      -Durig, GG, Ⅴ, 1992, Art.103, Abs.2, Rn.195 Georg Nolte, in :v. 
      Mangoldt/Klein/starck, GG III, 2001, Art.103 Abs.2 Rn.110 Pieroth 
      in: Jarass/Pieroth , GG, 2007, Art.103, Rn.41 Homig, GG, 2007, Art.
      103 Rn.11.
註十:參閱 Schmidt-Aβmann in:Maunz-Durig, GG, Ⅴ, 1992, Art.103, Abs.2,
      Rn.164,165.
註十一:參閱 Schmidt-Aβmann in:Maunz-Durig, GG, Ⅴ, 1992, Art.103, Abs.2,
        Rn.197.
註十二:BverfGE 25, 269 (285).
註十三:參閱許宗力,前揭文。
註十四:德國基本法第 103  條第 2  項不能擴張解釋於處罰行為以外之國家行為,
        參閱 Georg Nolte, in :v. Mangoldt/Klein/starck, GG III, 2001, Art.
        103 Abs.2 Rn.109.
註十五:參閱 Schmidt-Aβmann in:Maunz-Durig, GG, Ⅴ, 1992, Art.103, Abs.2,
        Rn.164,165.
註十六:釋字第 612  號解釋彭鳳至、徐璧湖協同意見書參照。

協同意見書                                                 大法官   林錫堯
                                                                    彭鳳至
本席等同意解釋文與解釋理由書所述見解,僅補充說明個人意見如下: 
一、行政法上之義務主體何人,取決於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註一)。如
    有不明之處,則屬該法律或法規命令之解釋問題。再者,如法律先作一般性限制
    或禁止規定,而保留在一定條件下由主管機關之許可解除該法律上限制或禁止,
    則此類法律規定已課全體人民不作為義務,義務主體為全體人民。
二、通常法律針對違反某種行政法上義務另設行政罰之規定時,不會明文規定其處罰
    對象,但依行政罰法第 1  條等有關規定,係以該行政法上義務之義務主體而有
    違反該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人(實施處罰構成要件者(註二)為處罰對象。換言
    之,行政罰法有關規定已為未明文規定處罰對象之法規,提供其處罰對象之一般
    性法律依據,但以義務主體係行為人為限。
三、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特別明文規定處罰對象時,可能有下列意義:
(一)確認該處罰對象為義務主體,以免發生解釋適用上疑義。
(二)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未明文規定其為義務主體,但於處罰規定中明
      文規定其為處罰對象者,則寓有課予某種防止或監督等義務之意(註三)。此
      種立法方式,欠缺處罰對象之義務規定,且如未能於相關法規中知悉其義務內
      容者,顯有漏洞,未來修法時應有所檢討。惟目前此類規定似尚可經由一般解
      釋方法,說明為何處罰對象必須對他人之行為負責及其應負義務之內容,以獲
      得合理之答案,而補充法律漏洞。
四、特別明文規定處罰對象之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本身必須符合憲法上要
    求,尤其應符合明確原則、比例原則與對處罰對象之履行義務有期待可能。
五、於具體個案,如可認定某一主體係處罰對象,且有實施違反行政法上反義務之行
    為,是否處罰,仍應依行政罰法規定檢視之。換言之,各種處罰對象均應符合行
    政罰法所定一般處罰要件,尤其責任要件,始得處罰,並非法規規定其為處罰對
    象即可排除行政罰法之規定。
六、多數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歸責方式(或稱處罰方式),依行政罰法之規定,係
    依其行為情節之輕重,分別處罰(行政罰法第 14 條第 1  項參照)。換言之,
    行政罰法已為其歸責方式提供一般性法律依據,如採不同之歸責方式,例如:以
    一個處罰而由多數人負連帶責任、平均分擔責任或依一定比例分擔責任等,則應
    有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明文規定,並應就其內部分擔比例如何認定與
    內部求償關係等相關問題予以詳細規定。
七、雖有上述歸責方式之特別規定,並不排斥行政罰法之適用,故各個處罰對象是否
    應受處罰,仍應符合行政罰法所定一般處罰要件,尤其責任要件。
八、有關多數人共同實施同一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時,如法律規定命其負連帶責
    任是否合憲之問題,不在本件解釋之範圍內。
註一:依地方制度法第 26 條、第 28 條等規定,自治條例在一定範圍內亦得規定居
      民義務與違反義務之處罰,是故行政罰法第 4  條明文規定自治條例亦得為處
      罰依據,惟本號解釋僅涉及中央法規部分,故本意見書不就自治條例之相關問
      題予以說明。
註二:含依行政罰法第 10 條因有防止義務而不防止等同於有實施積極行為之人。
註三:如法律另明文規定對他人行為之防止義務或監督義務,則該負有防止義務或監
      督義務之人又為另一種義務主體,自得依相關處罰規定予以處罰。此外,亦有
      本來不是各個法規規定之處罰對象,而依行政罰法規定在一定條件下得予處罰
      之情形,例如:共同違法(行政罰法第 14 條)或併同處罰(行政罰法第 15 
      條)等情形。

部分不同意見書                                              大法官  許玉秀
    本件聲請解釋客體有三個規定: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註一)、八十九年七月
十九日修正公布之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八條第一項第四款(註二)以及八十六年五
月十三日修正發布之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第八條(註
三)。多數意見真正正面回應的只有上開查核實施規則第八條第一項與第二項後段。
    多數意見在解釋理由書中除了觸及法律保留原則之外,還處理行政裁罰責任基本
原則中關於個別責任原則的問題。本席對於法律保留原則的解釋結論,敬表支持,但
是不能同意多數意見的法律解釋論述,亦不能同意多數意見未能肯認行政罰法第十四
條第一項所確立的個別責任原則具有憲法位階,而以呈現誤解及模糊的語句降低該原
則的位階。多數意見之所以不能堅持行政裁罰個別責任的憲法原則,以及未能進行憲
法解釋論述,本席以為根源於一些基礎認知上的盲點,爰提出部分不同意見書敘明理
由如后。
一、理由論述所暴露的盲點
        解釋理由書第一段為了說明行為主體是行政裁罰規範的構成要件,依照法治
    國處罰法定與法明確性原則,除有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為依據外
    ,不得逕以行政命令訂之,煞費周章地從行政罰法第一條寫起:「行政罰之處罰
    ,以違反行政法上義務為前提,而實施處罰構成要件行為之義務主體,自屬依法
    處罰之對象。立法者並非不得就他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課特定人防止之
    義務,並因其違反此一防止義務而使其成為行政處罰之對象。是行政處罰之處罰
    對象規定,亦涉及人民權利之限制,為符合法治國家處罰法定與處罰明確性之要
    求,除有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為依據外,不得逕以行政命令訂之
    。」這一段的論述陷入法律保留的範圍是什麼這個思考漩渦(註四),暴露幾項
    基礎認知上的盲點:(1) 莫非違反行政處罰規定的行為主體是行政裁罰規範的
    構成要件要素,不是憲法上的 ABC?所以必須利用法律解釋,從行政罰法第一條
    規定開始說文解字,才能知道為什麼行為主體必須由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的行政
    命令加以規定?(2) 莫非限制人民某種行為自由,不等同於限制該人民的基本
    權利?否則為什麼必須強調行為主體的規定,「亦」涉及人民權利之限制? (3
    )莫非到現在為止這個國家每一個制裁規定並不是都明白規定行為主體?所以才
    必須強調因為行為主體的規定,「亦」涉及人民權利之限制,所以必須符合法律
    保留原則?
二、行為主體的規定必須符合法律保留原則的憲法理由
(一)任何法規都有規定行為主體
          本席雖然沒有查遍我國所有刑事制裁和行政裁罰法律規範,但是在所查到
      的刑法、刑事特別法、行政法規中,處處見到例如「殺人者」(刑法第二百七
      十一條第一項)、「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變造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
      有價證券者」(刑法第二百零一條第一項)、「服務於鐵路、公路、航空、水
      運或其他供公眾運輸之交通工具人員,明知有走私情事而不通知稽徵關員或其
      他依法令負責檢查人員者」(懲治走私條例第七條)、「違反第三十七條第一
      項規定或無故規避、妨礙或拒絕第九條第一項之攔檢、檢查、採樣或命令提供
      有關資料者」(廢棄物清理法第五十六條)、「學校法人董事長、董事、監察
      人、私立學校校長、主辦及經辦相關業務之人員,執行職務時,致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私立學校法第八十條)等等的敘述方式,這樣的規定難道不應該理
      解為「為某種違法行為的人,應受處罰」?這樣的敘述方式,與外文語法將主
      體(who) 寫在句子前面的敘述方式,只是造句方式不同,所表達的意思並無
      二致。不管受規範的人是所有人類,或是具備特定身分或關係的人(就是所謂
      的身分犯(註五)),行為主體都是為某種應受規範行為的人,也就是解釋文
      及解釋理由書所謂的處罰對象(註六)。
(二)憲法上的理由
          既然行為主體是構成要件要素,任何行政裁罰性規定的行為規範都必須明
      確規定,引用行政罰法第一條加以推論,並沒有說出依據憲法的要求,必須如
      此規定的理由。行為主體之所以必須成為被明文規定的構成要件要素,法治國
      憲法上的理由,在於人民必須能夠預測行為後果(註七),人民必須知道自己
      的基本權利是不是、以及在什麼情況下可能受到限制,如果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受規範主體,如何知道自己的基本權利是不是會受到限制?因為法治國憲法上
      的要求,所以行政罰法才必須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的人,才受行政處罰。
      解釋理由書顯然進行最簡單的法律邏輯解釋,而不是從事憲法解釋。
三、個別責任原則具有憲法位階
(一)多數意見有引進連帶責任的風險
          多數意見在解釋文,雖然未提及行政罰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但在解釋
      理由書認為根據行政罰法第十四條第一項「故意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
      行為者,依其行為情節之輕重,分別處罰之」,規定違反義務人有多數時,以
      分別處罰為原則,解釋理由書最後一段甚且提到「究應使個別董事或監察人負
      個別責任、各平均分擔責任或其他歸責方式?」其中所謂平均分擔責任,其實
      也是個別責任,兩者的區分沒有意義,平均分擔是個別責任歸責模式的一種歸
      責方法,因為所謂依情節分別處罰,當然可以因情節相同,而分別為相同之處
      罰,何況所謂平均分擔,只限於金錢罰方有可能,其他如勒令歇業、停止營業
      、吊銷執照等等,不可能有所謂的平均分擔可言。至於所謂其他歸責方式,雖
      然沒有明言可採連帶責任歸責模式,卻顯然認為於符合比例原則的範圍內,屬
      於立法者的形成自由,因而可能遭推論為連帶責任歸責模式未必違憲。
(二)制裁規範不能讓人民負連帶責任
          在刑罰權是用來鞏固統治權的時代,連帶責任的歸責模式,是有效的統治
      手段,不是特別的歸責模式。在法律是用來保護人民,而不是鞏固統治權的民
      主法治國時代,人民是主人,主人的最大特徵就是能自己作主,如果採取連帶
      責任的歸責模式,也就是必須為別人的過錯負責,是別人替自己作主,而不是
      自己替自己作主。換言之,依據民主法治國憲法上的自主原則,不能容許連帶
      責任的歸責模式存在。
          難道民事上的連帶責任規定違憲嗎?民事責任是由當事人自己決定是否承
      擔,如果當事人因為交易往來的需要,要求一方以較穩固的負責保證,而他方
      願意承擔連帶責任,依據自主原則,國家自然不必干涉。雖然有關民法侵權行
      為不乏連帶賠償責任的規定(例如第一百八十七條、第一百八十八條),但是
      在各該規定中(第一百八十七條第二項、第一百八十八條第一項但書),都有
      連帶賠償責任人的免責規定,只要連帶賠償責任人已盡監督管束義務,或結果
      沒有相當避免可能性,即可免除連帶責任,足見縱使民事賠償,也沒有採取真
      正的連帶責任。因為各該規定所謂的連帶賠償責任人,顯然都是為了違反自己
      的監督義務而必須受歸責,並不是為了別人的行為而受歸責。
          在所有的制裁規範,制裁主體都是代表人民全體的國家,被制裁的對象,
      也就是多數意見所稱的處罰對象,都是人民。強大的國家機器相對於孤單的個
      人,需要用連帶責任的歸責模式,擔保國家公權力的實踐嗎?如果在侵權的民
      事賠償責任,國家都要求只有在他方有違反監督義務的行為時,一方才可以要
      求他方負連帶賠償責任,國家自己作為權利主體時,如果竟然要求人民要為他
      人的過錯行為負責,否則國家沒有辦法達成保護人民的任務,那麼國家豈不是
      既無能、又不負責任?
          行政裁罰規範與刑罰規範一樣,所規定的都是國家向人民要求負責的事項
      ,又豈能要求人民在自己沒有違反義務時,為他人的過錯行為擔負責任呢(註
      八)?
(三)個別責任原則方才確立即遭修正
          行政罰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是針對多數人共同實施行政違法行為的處
      罰規定。就多數義務犯的歸責模式而言,這個規定所採取的是單一正犯的規定
      模式,也就是採取擴張正犯概念的理論(註九),縱使從立法理由中,看不出
      立法者有此種理論意識。依據單一正犯概念,所有參與違法行為之人,都是正
      犯。「依其情節分別處罰」,也就是說都是以正犯罰之,但是區分情節輕重分
      別處罰,這正好符合單一正犯理論。當然,這個規定的主要目的,在於宣示個
      別責任原則,個別責任原則都是在有數人共同實施違法行為時,方才能顯現效
      果(註十)。共同違反義務的人,各依其情節分別處罰,也就共同義務人彼此
      各自為自己的個別過錯負責,一如前述,個別責任原則來自於法治國憲法上的
      自主原則,依據自主原則,每個人只為自己的決定負責,因此只為自己所為的
      過錯行為負責。
          多數意見認為違反義務人有多數時,行政罰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以分別處罰
      為原則,將行政專業領域奮鬥很久,才能夠明文化的憲法原則,解釋為只是一
      個原則規定,而似乎根據行政罰法第一條但書規定「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
      ,從其規定」,認為如果有其他法律規定,即可以推翻這個原則。如果個別責
      任原則是具有憲法位階的裁罰責任原則,就如同刑法第一條罪刑法定原則一般
      ,即不可以其他法律規定創設例外。多數意見容許例外並沒有提出任何理由。
(四)不能本末倒置 
          或許多數意見顧慮現行法中仍有採取連帶責任的規定(註十一),如果力
      挺行政罰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將使該等規定面臨違憲的困境,而大法官不知道
      能否承擔起影響公權力運作的責任。但是以行政罰法的立法過程來看,行政罰
      法所致力要實踐的當然是個別責任理論(註十二),縱使有連帶責任的規定,
      也都是在行政罰法公布施行之前已經存在,這些規定應該都是行政罰法所要修
      正的規定,如果遷就該等舊規定,而讓行政罰法所要確立的個別責任原則聊勝
      於無,豈符合行政罰法的立法初衷?
          至於認為連帶責任有利於受處罰之人(註十三),恐怕是對連帶責任的誤
      解。所謂連帶責任,是向其中一人可以請求全部,每一個人都負擔全部責任,
      如何可能是負擔較輕的責任?至於以本件聲請解釋客體為例,假設對四個共同
      違反義務人,每個人皆課以新臺幣六十萬元罰鍰,是否反而更重?如果這樣的
      處罰能通過比例原則的審查,又何重之有?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課以連帶
      責任,表示每一個義務人,都必須繳納新臺幣六十萬元罰鍰的義務,總罰鍰數
      是二百四十萬元。連帶責任怎麼可能比較有利於人民?至於對於受處罰人,並
      不會更有利。
          如果遵守個別責任原則,縱使在金錢罰,的確可能因為其中一個義務人完
      全繳納罰鍰,而使其他共同義務人免受國家繼續追索,但是當國家決定裁罰責
      任時,必須分別對應受處罰人作成裁罰決定,且分別記明其責任範圍,而不是
      作成每位應受處罰人應負擔全部責任的決定。
四、爭點在於義務內容抑或行為主體?
        多數意見解釋理由書第一段寫出與行政罰法第十條規定內容相當的論述,從
    違反防止他人違反行政法義務的義務,推論出處罰對象,究竟想要暗示實施規則
    第八條第一項所規定的全體董事或監察人之間,互負有防止他人違反補足的義務
    ?或者暗示同條第二項前段之所以處罰法人的代表人,是因為法人的代表人對法
    人有防止違反補足義務的義務?不得而知。但是無論是這兩個目的的哪一個,都
    暴露兩個盲點:
(一)忘記行政罰法第十五條?
          行政罰法第十五條規定,已經提供處罰法人代表人的理論基礎,大法官何
      以需要自行確立一種義務內容,以便確定行為主體?行政罰法第十五條規定的
      目的,不正是在於替諸多類似的行政裁罰規定提供一般性的理論依據?問題的
      爭點在於,要處罰具有特別身分或關係的人,將該種人依據法律保留原則,加
      以規定為行為主體即可,至於義務內容是什麼?因為學說實務都可以有闡論的
      空間,並不是非要明白規定不可,法律都不必明白規定,憲法有什麼干涉的必
      要?類似行政罰法第十五條的規定,是德國秩序維護法第九條、德國刑法第十
      四條的規定,從該等規定的立法經過,可以瞭解描述行為內容與直接擴張正犯
      範圍、規定行為主體,是兩種立法選擇(註十四)。或許直接將行為主體加以
      規定不是最符合構成要件明確性原則的選擇,但這還在立法者的形成自由空間
      之內,只要處罰範圍通過比例原則的審查即可。
(二)憲法應該操心法益,法律才操心義務的種類
          既然多數意見不排斥連帶責任這種歸責模式,那麼正好不需要將每個董監
      事的義務內容寫清楚,一方面暗示應該描述義務的種類,一方面不在乎處罰全
      體,豈不自相矛盾?
          既然多數意見只選擇審查法律保留原則,應該只有質疑每個董監事的義務
      數量不明的問題,也就是屬於法明確性的問題,在法律保留原則的審查程序中
      ,沒有審查義務種類的餘地,義務的種類屬於立法者的操心自由。
          究竟為什麼為補足股權成數的董監事要受處罰?每個董監事為什麼被處罰
      ?必須進行比例原則的目的審查,才能知道。目的審查,必須審查法益,究竟
      為什麼必須課以補足股權義務,補足股權義務究竟要保護什麼法益?為什麼違
      反補足股權義務,某種重要法益就會受侵害,這不是明確性的審查所能審查出
      來,縱使法律寫明防止義務,也不能立即使系爭規定合憲。
五、結語:欲速不達
        多數意見未針對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予以回應,對於同法第一百七十八條
    第一項第四款,則以「既未就歸責方式或處罰對象為特別規定,亦未授權主管機
    關為補充之規定」二語帶過,似乎寓責難於輕描淡寫之中。
        看起來審查法律保留原則比較容易,可以迅速結案,但是論述上的盲點,都
    因為沒有澈底處理所有爭點所致,所謂「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八條第一項第四
    款規定,既未就歸責方式或處罰對象為特別規定,亦未授權主管機關為補充之規
    定」其實已經指出該規定的行為規範構成要件根本不明確,卻不願意正面指責該
    規定違反法明確性原則,本席著實不能理解其中深妙的道理。
註一:「凡依本法公開募集及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其全體董事及監察人二者所持有
      記名股票之股份總額,各不得少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一定之成數(第一項)
      。前項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由主管機關以命令定之(第二
      項)。」
註二:此即為現行法第一百七十八條第一項第六款「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二十六條第二
      項所定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有關股權成數、通
      知及查核之規定」,但罰鍰金額從新臺幣十二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調高至二
      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
註三:「全體董事或監察人未依第四條及第五條規定期限補足第二條所定持股成數時
      ,依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八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處罰全體董事或監察人(第
      一項)。董事或監察人以法人身份當選者,處罰該法人負責人;以法人代表人
      身份當選者,處罰該代表人(第二項)。」
註四:行政法學上對於行政裁罰規定構成要件內容的論述,基本上受限於研究者對於
      行政犯階層體系的理解盲點,例如 Schmidt-Aβmann in: Maunz/Durig, GG, 
      Bd. V, 1992, 103 II/164 f.  所稱違法性、責任規定,參考彭鳳至大法官本
      號協同意見書(三),頁 11 以下。
註五:有人依照德文的字面意義翻譯成特別犯,例如林山田,刑法通論(上),第十
      版,2008  年 1  月,頁 256;林鈺雄,新刑法總則,初版,2006  年 9  月
      ,頁 100。
註六:處罰對象,並非好的用語,因為對象的現代用語就是客體,處罰對象可以是人
      ,也可以是行為,對於處罰事項比較熟習的刑法專業,發展出行為主體的用語
      ,可以很清楚將行為與行為人區隔。如果認為行為主體屬於專業術語,人民不
      易瞭解,則使用受處罰之人,都比處罰對象容易理解。
註七:參見釋字第五七四號解釋本席部分協同意見書貳、:「在權力分立及運作的層
      面,法定原則的意義是法律優位與法律保留;在保障人民權益的層面,法定原
      則的意義是法律安定與法律明確。因為國家權力的運作必須具有可預測性,所
      以法律必須安定。法律明確,則有助於落實法律的安定」以及註腳所附之相關
      德國文獻。
註八:因此縱使在法律保留原則上,刑罰規範與行政罰規範受到不同的要求,但是在
      責任原則上,不問係歐陸法系較嚴格遵守有責原則,或英美法系容許所謂嚴格
      責任的無過失責任,行政裁罰規範與刑罰規範皆採取相同立場。
註九:許玉秀,實質的正犯概念,收錄於刑法的問題與對策,春風煦日論壇-刑事法
      叢書系列 4,1999  年 8  月,頁 30 以下。主張單一正犯理論的國內刑法學
      者有黃榮堅,基礎刑法學(下),第三版,2006  年 9  月,頁 800  以下;
      柯耀程,變動中的刑法思想,1999  年,頁 213  以下。
註十:刑法上的個別責任原則,也是表現在刑法第二十八條,而行政罰法第十四條第
      一項規定表達得比刑法第二十八條更清楚。
註十一:例如醫療法第一百十三條:醫療法人違反第三十四條第二項、第三十五條第
        一項或第四十條之規定者,中央主管機關得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
        罰鍰,並限期命其補正。逾期未補正者,並得連續處罰之(第一項)。醫療
        法人有應登記之事項而未登記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對應申請登記之義務人處
        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命其補正。逾期未補正者,並得
        連續處罰之(第二項)。前項情形,應申請登記之義務人為數人時,應全體
        負連帶責任(第三項)。
註十二:明白採個別責任的規定,例如海關緝私條例第四十一條:報關業者向海關遞
        送報單,對於貨物之重量、價值、數量、品質或其他事項,為不實記載者,
        處以所漏或沖退稅額二倍至五倍之罰鍰,並得停止其營業一個月至六個月;
        其情節重大者,並廢止其報關業務證照(第一項)。前項不實記載,如係由
        貨主捏造所致,而非報關業者所知悉者,僅就貨主依第三十七條規定處罰(
        第二項)。第一項之不實記載等情事,如係報關業者與貨主之共同行為,應
        分別處罰(第三項)。
註十三:林錫堯,行政罰法,2005  年 8  月,頁 91-92;洪家殷,行政罰,收錄於
        翁岳生主編,行政法(上)2006  年 10 月,頁 655  以下;江嘉琪,論行
        政法上共同違反義務行為之處罰,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等
        主辦,行政管制與行政爭訟學術研討會,2007  年 5  月 19 日,頁 20 ,
        參見 http://www.iias.sinica.edu.tw/resource/file_2960519_1.pdf(瀏
        覽日期:03.08.2008)
註十四:Roxin, AT/II1, 2003, 27/184 ff. Schunemann, in: LK12, 2007, 14/1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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